从全球角度看，气候恰恰符合“公共产品”特征—人人需要合适的气候，但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能独立提供，也无法独享专用。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是公共产品理论奠基人。他明锐地指出，公共产品的共享特征，使人们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冲动，即他人栽树我乘凉。同样，从理性出发，人类应超越国家局限，成立“气候基金”等全球应对机制，像一国提供国防那样，为每个人提供气候安全这一“公共产品”。
美国也在中国减排的监督核查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毫无疑问，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头号经济对手。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似乎也已成为两国争夺未来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广泛竞争的一部分。
其核心问题是：减排的成本是多少，由谁承担；而与成本相对应所产生的收入归谁？由于减排成本的存在，受着排指标约束的国家的有关行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受到影响，特别是相对于那些不受减排指标约束的国家而言，这是美欧在谈判中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它们试图通过推行“边境调节”对相关进口产品征税。此举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实质是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并可能会从根本上威胁现存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行，这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所不能容忍和强烈反对的。
如果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强有力的协很自然，全球碳市场持续并成为支持发展中国家低碳为业发展的重要来源。
